充分熟悉和深刻理解审美对象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小说作法”之类的书。确实，小说写作和其他所有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极其复杂的审美创造活动，不是靠几条“作法”就能成功的。对小说写作只能这样说：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创作经验，关键要在创作实践中悉心体会。但与此同时，创作者对小说文体审美特征又要有深刻的认识，要有理论的自觉。从这种意义上说，小说写作又有一定规律性。下面，我们根据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创作现象和创作思潮来谈谈小说的写作。

古人云“意在笔先”，这不是所谓“主题先行”，而是对“写什么”（包括题材与意旨等）要充分熟悉并有深刻思考。不熟悉审美对象，没有充分了解对象的本质特征，很难写出好作品。如福克纳专意于家乡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其作品却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这就是因为作家非常熟悉和深刻理解了自己的审美对象。

不妨联系中国现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来看看。通常说来工业题材是比较难写的。我国是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农业国度，现代工业起步较晚且较落后，这方面的文学土壤就难以深厚。机器生产的整齐划一和相对单调的状态，对工业小说的丰富性也有所影响。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关于工人生活状态的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如老舍《骆驼祥子》和郁达夫《薄奠》这类写人力车夫的名篇，出现了刻画出色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形象（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子夜》也以多头情节线索展示了中国当时的工商景观、工厂情况和工人生活，但整体上还不景气。这就是说工业题材创作的经验积累也薄弱。

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如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等，描写工业题材的小说也一直不太理想，脱离实际的现象比较突出。工业题材小说在新时期以后的创作情况开始有所改善，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较真实可信。比如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工业改革小说就受到读者欢迎。但改革小说创作由于为了突出“时代改革”，多少还是存在主题先行的概念化问题。而有种创作则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一些描写普通工人形象的作品。这类作品之所以往往显得更为真实，其主要原因就是作者非常熟悉审美对象，是在寻常生活中去发现工厂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也较少受到概念化束缚，比如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陈建功的《丹凤眼》和梁晓声的《父亲》就是如此。

工人出身的作家孙少山，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八百米深处》尤值称道。该作描写的是五个煤矿工人在八百米深处生死关头的不同表现。因突发地震，五个正在深井施工的矿工被封在里面，由此陷入绝境而面临生命危险。自私的李贵竟然偷走同伴的干粮而独自逃命，最后却被塌方隔阻而无处可逃。发现李贵的劣行和处境后，是打通煤壁救出李贵一起走，还是不管他死活而赶紧去寻通道找生路？显而易见，迟延时间就意味着更加危险。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了四位矿工面前。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四位矿工不同的心理活动。老工长张昆的表态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人格威力：“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啥时候也是只有死在一起的，没有见死不救的！”最后是齐心协力先救出了李贵，五天后又终于找到了通风井。张昆由于一路上领头开道而精疲力竭，再也无力爬出井口。早已羞愧和被感动了的李贵便和另一位矿工冷西军一起背着老工长向井口爬去。小说经美丑对比和人的变化，歌颂了老工长的人格力量和高尚道义。如此出色而独特地描写出了不同的工人个体形象，正是因为作者非常熟悉自己的审美对象，并且对其有深刻理解。所以才写出了一曲既震撼人心但又非常真实可信的工人形象的正气之歌。

熟悉并理解审美对象，还有利于帮助作者克服概念化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物塑造，概念化现象在新时期以前是种普遍存在。如刻画人物往往是主题先行，“为政治服务”几乎成为新时期以前小说创作一个根本特征和主要“宣传任务”。李准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1953）是当代小说中最早写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而目的正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大力塑造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是当时农村小说必须完成的“宣传任务”。这也是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梅、范灵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邓秀梅，《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便都带有主题先行与政治图解的痕迹。而对此一旦有所注意，艺术处理也往往比较精彩。比如长篇小说《红日》，虽然也受制于时代政治，但有些描写却很精彩。如对敌军少校营长张小甫形象的刻画就较成功。张小甫作为职业军人，对顶头上司即74师师长张灵甫非常崇拜，曾冒死救过张灵甫，因而得到后者器重并视为心腹军官。涟水战役中张小甫被俘。我方知道张小甫和张灵甫的特殊关系，特放他回去劝降张灵甫。我方优待俘虏的政策、声张大义的说明以及战斗双方明显的优劣形势，打动震撼了张小甫而愿意回去劝说张灵甫。由于张灵甫顽固不化（其实也是职业军人的性格表现），张小甫劝降未能成功。整个过程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态度变化、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都写得跌宕起伏也真实可信，深刻写出了张小甫和张灵甫之间那种只有职业军人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关系：既有军人之间很难逾越的上下级关系，也有战场结下的生死感情、军人义气和感恩图报。这样刻画就尊重了生活。这说明，只要作家真正从生活出发，概念化就会减少。

再以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来说，这种题材若按以前的流行政治观念来写，肯定会写成“农奴革命”和“翻身农奴迎解放”之类。即使意在揭示农奴制度黑暗，也会突出奴隶的革命斗争和共产党领导。但《尘埃落定》却只是揭示了土族文化的落后、特权社会的野蛮和百姓的愚昧可怜。这种描述却令人警醒和发人深思。小说描述和解释民族历史的方式非常特殊：内在叙述者“我”是个土司的“傻瓜”儿子。可这种特殊身份的第一人称描述却是为了“辞能达意”，更加真切地揭示土司制度的等级森严和土司社会的野蛮。这种主题提炼和艺术写法，不仅深刻揭示了审美对象的内在本质，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义。这显然也得力于作者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审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