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资料汇编从公元前十八世纪开始。
某日，夏朝末代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寻欢作乐，他询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是否觉得有趣，是否感到快乐。若关龙逢懂得变通，他会回答：“非常有趣，我非常快乐！”但这位坚持真理的高级知识分子却直言不讳，认为这种新刑罚过于残忍，缺乏人道。姒君主听后，极为不悦：我只允许你们与君主同乐，不允许发表与君主心情相悖的言论。既然如此，你就亲自“体验”一下吧。于是，关龙逢遭受了“炮烙”之刑。这标志着说真话者的起源，也是中国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起点。此后数千年，中国正直不屈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总是伴随着灾难。而在同一世纪的西方，尚处于混沌状态，自然没有太多值得记载的事迹。
公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期），中国开始有了确切纪年的历史。同一时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即希腊诗人荷马。
公元前八世纪。周朝在本世纪遭受了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威严和中央政权的威信迅速下降，封国逐渐脱离中央控制，各自为政。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二百多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定型的关键时期”〔1〕。遗憾的是，中国选择了一条与希腊城邦政体不同的道路——官僚体制之路。到了汉朝，中国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展（根据郭沫若对西周金文的研究，庞大的官僚机构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严重限制了中国政体多元化的发展思路。如果将“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疾病，那么它是一种比任何不治之症都要顽固的疾病。一个生物体如果患上了不治之症，它会很快死亡，没有太多纠缠。而“官僚机构”这种顽疾则不同，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精神深处）“生物体”中，一旦形成，就会代代相传，历经千年，不仅没有衰败的迹象，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膨胀、臃肿甚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民比例的变化中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因此，周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全球的。
公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得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威望，代替衰落的周朝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了一部“血法”（由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纂），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极其残酷。我想，这部法律的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其实际意义。正是因为其残酷性，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是因为其残酷性，才能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相比之下，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贪污受贿，更是在扼杀人们头脑中本就十分淡薄的法理。
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在本世纪进入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驱逐或杀害。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创性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立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公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辉煌、最持久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首先，孔丘在六十三岁时，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籍进行了编纂和删减（“五经”从此影响了华人学术思想两千多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了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人才济济（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不计其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步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记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制作了一只鸟鹊，它能在空中飞行三天而不坠落；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和尚用木材制作了一只飞鸟，它能在空中飞翔数天，最后又返回原地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要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的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延续和影响世人，导致科技的发展呈现出“断代式”的特点。与此同时的西方，明显不如中国。值得一提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举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了两次战争，均以波斯的惨败告终；三、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公元前450年，罗马公布了十二铜牌法；五、公元前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频繁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之前统治他们的周朝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代表人物公孙鞅的主持下成功变法，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其他封国感到震惊。法律变革带来的影响通常是持久的，但在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中是个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出现在我们面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尽（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苏格拉底。据史书记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审判时，舆论和司法都为他提供了越狱的机会，但他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正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回答说，此时越狱确实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每个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种正义可能比前一种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充满活力的法律文化的起源。
公元前三世纪。经过二百六十年的砍砍杀杀，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而告终，一个崭新的、与周朝截然不同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了推行他的治国策略（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精神深处牢牢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会稳定。然而，历史证明，情况正好相反，正如柏杨所说：“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往往一代不如一代。”〔5〕因此，看似庞大辉煌的秦朝，仅存在了十六年就灭亡了。与此同时的西方，除了罗马共和国铸造银币（银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自公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混战之中。这是西方历史的一个特点：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影响深远。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话被称为汉语，从本世纪（西汉王朝）开始。此外，还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力量，贬低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唯一的法定正统思想。从那时起，中国人被这种单一而保守的思想永久地束缚，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唯一”，并且“法定”，那么这个民族就再也无法拥有想象力和灵性了。因此，对中国人灵性的破坏力，儒学思想比秦始皇的万世统一更为严重。但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怎能大行其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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