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小说文体是独立文体,那么它必然也有特定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要求。从最通常的意义说,小说文体的基本审美特征表现在:它是虚构的,有很强的故事性,需要精彩的场面渲染和细节描写,要有出色的人物刻画或典型形象的塑造,需要丰富的想像力,应有独特的语言,等等。但小说审美特征也是变化多端的。比如叙事手法的不断创新就带来了小说审美形态的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如有的小说讲究情节精致,有的则是“散文化”;有的小说注重塑造典型人物,有的则并不看重这点。这说明,理解小说审美特征不能一成不变。但总的来看,小说还是存在一些基本和稳定的审美特征。
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这样说:一篇(部)小说的成功与否,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是一个首要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评价尺度。这方面,世界小说史上早有众多作品可以证明。尤其是那些世界小说经典,像《巨人传》、《堂吉诃德》、《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静静的顿河》等长篇巨著,且慢说倾注了大量笔墨的作品中的那些主要人物已经成为不朽艺术形象,即使是其他次要人物的刻画也多见精彩。而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同样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不少已成为小说艺术世界中的不朽艺术形象。从小说创作必须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的这种意义上说,世界经典小说的艺术世界,几乎就可以说是众多不朽人物形象所组成的长长的人物画廊。
在中短篇小说中,人物刻画毫无疑问同样非常重要。由于篇幅有限,笔墨无法铺陈挥洒,中短篇小说的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就需要“小中见大”,人物形象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往往显得更为重要。这方面同样有很多成功范例。如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哈代、契诃夫、梅里美和欧·亨利的众多短篇,就都有出色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刻画。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写了一位老渔夫桑地亚哥在茫茫大海中孤独捕鱼并和一条大鱼进行惊心动魄的较量过程,可这位老渔夫所显示的“硬汉”形象,却成为一种顽强拼搏的坚毅性格的代表,最终成了不朽的艺术形象。又如《羊脂球》中的羊脂球,《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公务员,《阿Q正传》中的阿Q,这类人物形象也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象征意义,几乎都成为某种时代精神的写照或某种社会情形的标志。
小说的人物塑造,按通常说法主要是人物性格塑造,也就是要写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来。正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人物刻画时曾说过的:“《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又说“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这种人物塑造,就是出色刻画出了不同人物形象的独特又鲜明的性格。但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问题曾出现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演变,其审美观念的变化就体现在对两种不同人物类型的认识上:
1.“扁平人物”
所谓“扁平人物”也称“类型人物”,主要意思就是指性格比较单一的人物形象。在早期和传统的小说中,类型化人物塑造比较流行。即使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这种“类型人物”的审美观也比较流行。比如别林斯基和高尔基就曾表示过对刻画类型人物的欣赏。所谓“从一个挑水夫能看出所有挑水夫的特征”,所谓“写一个看门人”应该能显示出“所有看门人的特征”,就是这种观点的形象解释。这种人物形象当然也有美学价值,它们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单一美”。但显而易见的是,类型人物特别是过于类型化的人物,很容易导致概念化痕迹甚至于脸谱化。比如鲁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时,就曾批评过“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人物脸谱化问题。事实上,像曹操的“奸”、关羽的“忠”,都具有这种概念化痕迹。这类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忠大善的塑造,当然容易导致脸谱化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代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其实也多见不鲜。
2.“圆型人物”
所谓“圆型人物”,也就是指多重性格人物。小说人物塑造经过类型化时期以后,小说理论界和创作界后来都逐渐意识到了类型人物的不足,发现塑造多重性格和复杂性格的“圆型人物”,不仅更有生活真实性,更能揭示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物情形,而且也更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意义。这就像黑格尔曾说的,人物的性格不应是“一个抽象的寓言品”,而应该是一个丰富完整的充满生气的性格世界。事实上,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非常重视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展示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也是追求人物的某种“圆型化”。无论从人物的现实情况来看,还是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来说,性格丰富复杂的“圆型人物”显然更为真实可信,也更具有审美价值。我们上面所列举的那些经典作品中的不朽艺术形象,虽然也存在类型化或具有类型化特征的人物刻画问题,但绝大多数还是属于比较丰富的“圆型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