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难，做一辈子官更难，做一辈子屡遭攻击弹劾而屹立不倒的贪官则难上加难，在一个主上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官员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政治风波异常险恶的年代，这更是难如上青天。这些嘉靖权臣严嵩却做到了。
自朱元璋废相之后，明朝的中央官制不设宰相，而设立殿、阁大學士，为皇上草擬文墨，提出意見供皇帝参考。明成祖時，大学士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並有了正式的“內阁”名称。到明仁宗之后，皇帝大多不再亲自处理政事，內阁的权力加重，甚至超越六部。但是大学士仍然只有“票擬”的权力，也就是將意见写于奏章，呈給皇帝看，一切的決定权仍在皇帝，总体而言，权力比以往的丞相小。但是，如果皇帝倦政，大权则往往旁落到心腹太监或内阁首辅手中，明代中后期，这两种情形都时有发生。
因为皇权专制太过，一切均决定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所以就官场的政治斗争之复杂，牵连之广泛，杀戮之惨烈，明代远超其他任何王朝。因而，官场风气也惊人的腐败。贪图禄位，结党营私和拍马迎奉都蔚然成风。官僚群组成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政治集团，相互斗争，以致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分裂与党争，内阁则更是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一个制高点。自永乐以来，入阁大臣凡163人，更换之频繁，不仅前无古人，估计后也难见来者。在这样一个风云莫测，“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政治背景下，严嵩以一介寒士，经科举入仕，不仅平步青云，且能背负“奸臣”之名入内阁把持朝政长达21年之久，确有其独到之处。
那么，严嵩为官的诀窍何在呢？
一、善用才华
这不是指治国的真才实料，如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长，而是刚好能迎合“时代需要”的实用本事。
严嵩虽出身望族，但并非官宦之家，更没有特别的背景。不过他也不是泛泛之辈，而是以文才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于诗词文章，书法也是一绝。26岁进士，做过翰林，参与过《宋史》编纂。《明史》载：“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复职后不久便由编修升侍读，掌院审。随后又升礼部右侍郎，转左待郎，升吏部尚书等官职，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仅仅这些还不够，当时世宗信奉道术，一意祈求长生。所以朝中“青词”盛行，即一种写在青藤紙上，辞藻华丽，祈福消灾的文字。“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攫，卒至入阁。”在严嵩前后，还有不少大臣都以这条路赢得帝王欢心，进而入阁为辅的，包括后来扳倒了严嵩势力的徐阶。“青词”这种小文字游戏，对大才子严嵩而言，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时若论青词，“独嵩居最”，“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不光“青词”，凭借笔杆子来得，严嵩在其他场合也能大展所长，“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明史列传196》）
靠这个青云直上，在今人看来有点荒诞，可惜这是当时的现实，想在官场立足，没有靠山是迟早完蛋的，但还有比皇帝更坚固的靠山吗？才学耗费于此固然悲哀，但才学的评判标准已然畸形，对个人而言也是无可奈何。
二、忠心耿耿
把这么个美好的词汇赠送给公认的奸臣使用似乎有些不妥，但并非不可。这好比家犬对主人就忠心耿耿，咬的都是外人。何况在皇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多时候无从区分“忠心耿耿”究竟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天子”。
严嵩很为皇帝着想，不管什么事情最终都会站到皇帝一方。“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明史列传196》。一旦皇帝不高兴了，严嵩不会死抱原则，马上就转向，以皇帝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并一心把事办好，如此，皇帝岂能不开心。
世宗信奉道教，有些大臣很不以为然，但严嵩绝对不会。“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正因为这样，夏言被贬责，而严嵩则拜英武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
以后世宗曾欲加嵩上柱国勋，“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明史列传196》），如此谦恭，当然使世宗益视严高为心腹。世宗居西苑，“惟嵩独承顾问”，而严嵩虽大权在手，但对国家大政“与上无所许”，从不敢有可否，“两个凡是”做的非常到家。皇帝赞其“忠勤敏达”。所以，严嵩在期执政期间虽于国无甚建树，却也无甚大过。
三、雨水逢迎
对官场人物而言，溜须拍马人人都会，甜言蜜语也个个精通。这些只是基本功。要从众多逢迎者中脱颖而出，还必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与皇帝相融合，形成一种鱼水关系。
嘉靖初年时，严嵩已近六旬，出仕多年，为官之道已修炼到家。深知世宗的性格与嗜好。世宗刚愎自用，严嵩遂谦恭柔顺；世宗反复无常，严嵩遂慎言敏行；世宗自许英主，严嵩遂唯马首是瞻。“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明史纪事本末》）。
世宗虽然宠信严嵩，但并非没有戒心，“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官情伪。”宦官在其中充当了监视工具。严嵩每次见到宦官“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世宗信道，严嵩也力捧术士。所以尽管朝野有怨，在皇帝心目中，严嵩是完美的。
直到最后，严嵩已然倒台，皇帝仍在思念。“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明史列传196》。可见此种鱼水关系的程度。
四、去除异己
官场如战场，险恶多变，到处充满危机和不测，稍不留神，明枪暗箭会接踵而至。何况严嵩权高位重，家底也不太干净。若只管被动挨打，迟早也招架不住。所以官要做的稳，必须去除那些绊脚石和反对者。
严嵩是一个贪钱爱财的人，黩货嗜利”，贪婪成癖。时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严嵩任礼部尚书时，礼部选译字生，嵩“即要货赂”。（《明史纪事本末》），到后来更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筐相望于道。”，里面包括商人，官吏，甚至王公。这也因此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奏章纷纷而来，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在皇帝看来，贪财不过是小节，“作风问题”而已，丝毫不影响对其的依仗。有时候风声太紧，严嵩自动请辞，皇帝也不允。“此言已尽，但尽心翼赞，以副简任，不必复辞。”（《明史纪事本末》）
有了这个保证之后，严嵩知道“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遂不动声色逐步展开打击异己的工作，“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这有点类似今天的“打小报告”，比上奏章更直接，更见效，而且不露痕迹。严嵩通常的做法是“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忠，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列传196》）
就这样，“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杀人谁都会，但各有巧妙不同，严嵩做到了“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明史列传196》）。此等权术手腕，实在高明。
五、扶植势力
有道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在内争倾轧中巩固相维持权位，能长年屹立不倒，必须有一个掌握实权，覆盖朝野的亲信班子。且严嵩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儿子世番“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常代其行事，也颇得世宗赏识。与此同时，严嵩“遍引私人居要地”，他用罢职闲居已久的仇鸾为宣府、大同总兵，使被贬的赵文华重新入朝。还把许多落职滴居的官员罗致门下，成为自己的党徒心腹。于是其亲信遂以掌握了部院大机，遍布要津。
这些亲信大都是通过贿赂严嵩或是以同乡、亲戚等关系得以晋升复职，但严嵩并不是任人唯亲，也能用得其人。比如赵文华在平定东南海患方面就有所建树。此外，严嵩势大，趋炎附势官员也不在少数，“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明史列传196》）
严嵩倒台之后，“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明史列传196》）。这还不包括那些官职小的和转向快的，可见其扶植势力之广泛。
最后，“花无百日红”，已经八旬的严嵩已经再也无力也无法将皇帝的宠信“进行到底”了，儿子世番虽有才具，但“剽悍阴贼”，不知收敛，贪财犹在乃父之上。终被新崛起的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将其定罪戍边，后斩首。随后严嵩也被抄家，贬为平民，两年后郁郁而终。“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列传196》）。
曾经何等风光无限，但机关算尽之后，最终下场不过如此，权力的倾轧没有永远的赢家，这是权臣的命运，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所以谷应泰曰：“非特嵩误上，而实上误嵩。”（《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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