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官员

学政在历史上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重要官员。以下将对学政的职责、地位以及相关历史情况进行详细阐述。

一、学政的职责

学政主要负责衡文校士，即主持地方的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他们按临各地，对考生的文章进行评判，以确保选拔出真正有才华的学子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或仕途。例如，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 - 1888）陆宝忠出任湖南学政，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湘游日记》。这部日记清晰地呈现了陆宝忠作为湖南学政按临三湘四水衡文校士的过程。

此外，学政还承担着整顿士习文风的责任。他们需要关注当地学子的学风和文风，对不良的学习风气进行纠正，引导学子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在整顿士习文风过程中，学政往往会与湖南地方绅权进行博弈和妥协。比如陆宝忠在督学期间，就面临着与地方绅权的复杂关系。

二、学政的地位

学政在地方教育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相当于一个地方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如吕碧城的父亲吕凤歧任山西学政，吕凤歧除了掌管教育事务之外，也颇有文名，著有《静然斋杂谈》等著作，好读书，藏书数万卷，可见学政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然而，在晚清时期，学政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增强，与学政的权力出现不对等的情况。以光绪八年壬午科四川乡试闱闹案为中心可以看出，该案与丁宝桢重用的县令耿士伟在乡试中处置不当有关，事后，耿令并未受到处置，只是调任异地。对于此事，时任学政朱逌然仅在日记中记录，并未形诸章奏，据理力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地方督抚与学政权力已不对等，难以实现利用学政平衡直省权力的制度用意。

另一方面，清末地方教育官制改革，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聚焦湖北一省，提学使虽由学部奏请简放，但张之洞在世时对实授提学使的选任有重要影响；而暂署者均出自湖北道员，得到时任督臣的信任是其关键；加之提学使任职期间出现的 “由学署藩”“由学升藩”“由道署学” 现象，均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转变的实质在于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官，署任与升转均比照按察使。对于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可见提学使受学部与总督双重节制，湖北教育逐渐淡化张之洞督鄂时的地域特色而融入学部领导的统一兴学浪潮。

综上所述，学政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负责地方教育事务。但在晚清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学政的地位逐渐发生改变。他们的职责和权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也有所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

学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职责有哪些变化？

学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责发生了诸多变化。以下将详细阐述学政在各个历史时期具体职责的变化情况。

清代

清中期：

1. 对学政进行了改革，主要体现在学政的地位及人选问题上。学政的地位得到提高，学政官员大多出自翰林官。这一改革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

2. 清朝初期因各种原因很多制度沿用明朝制度，学政亦如此。清顺治至嘉庆年间，贵州学政在承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担同时，也要承担为加强人们对中央政府即思想统一的责任。

3. 康熙年间学政曾连续出现过五次改革，显示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政的重视。

道光朝以后：

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教育受到深刻影响。清末新政对学政进行了改革，裁撤学政，设置提学使，学政回京供职。但其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变化，职责范围等均无太大变化。

清前期：

1. 清朝学政主管省教育事务，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清前期贵州学政在承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担同时也要承担为加强人们对中央政府即思想统一的责任，对贵州教育、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为后来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雍正朝将学政由学道改为学院，在体制上完成了一项变革，各省学政之官不再与地方督抚有统属关系，获得独立选拔人才的权力。

晚清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学政群体 “衡文课士” 的内容和标准也出现变化，并对科举士子产生了影响，波及到士林风气振荡，形成了广泛的文化效应。晚清学风变迁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督学为任的学政在不同地域学风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国外相关情况（以以色列、尼日利亚为例）

以色列：

1956 年以色列教育法首次定义了学校视察员的角色，包括代表教育部政策、检查学校成绩以及对管理质量进行反馈，其作用主要是监管性的。如今需要重新思考视察员的角色，以适应 21 世纪教育系统的变化和期望。

尼日利亚：

政府对学校的视察在尼日利亚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可追溯至 1882 年，而目前的联邦视察局成立于 1973 年。联邦视察员的工作是在一个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个体系虽然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在提供受过培训的教师、财政和物质资源以及有效管理方面。目前联邦视察员的角色包括对角色的选择、平衡和有效性进行描述和评估，通过教师、校长、视察员和管理人员的回应来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联邦视察局是一个实地组织，拥有专业合格、经验丰富且积极主动的工作人员，有完善的学校工作技术和对单个机构的报告方法，并且与州和联邦各级的教师、校长、其他视察员和管理人员普遍保持良好关系。然而，它也面临着问题，例如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如何将联邦视察局用作监测和提高教育标准的工具，特别是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和 1984 年最低标准法令

学政与地方绅权的博弈在不同地区有何差异？

学政与地方绅权的博弈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博弈的程度、方式以及结果等方面。以下将结合具体的例子进行详细阐述。

以湖南地区为例

在湖南，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 - 1888）陆宝忠出任湖南学政。他在整顿士习文风过程中与湖南地方绅权进行了博弈和妥协。陆宝忠作为学政按临三湘四水衡文校士，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整顿学风，推广清政府的文治教化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地方绅权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学政与地方绅权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对士习文风的整顿上。地方绅权可能会对学政的整顿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学政的政策。然而，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学政也需要与地方绅权进行妥协。这种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陆宝忠的三年湖南学政任期并没有在晚清湖南教育史上留下多大影响，但他的存在维系了晚清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得清政府有关文治教化等各项政策举措得以推广与落实。

以四川地区为例

光绪八年四川乡试闱闹案中，时任学政朱逌然与总督丁宝桢在处理闹闱生员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该案与丁宝桢重用的县令耿士伟在乡试中处置不当有关，但事后耿令并未受到处置，只是调任异地。朱逌然仅在日记中记录此事，并未形诸章奏，据理力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地方督抚与学政权力已不对等，也体现了学政与地方绅权（通过地方督抚体现）在四川地区的博弈。在四川，学政的权力相对较弱，难以与地方督抚及背后的绅权相抗衡。与湖南地区不同，四川地区的学政在面对与地方绅权相关的问题时，显得更为被动。

综上所述，学政与地方绅权的博弈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在湖南，学政与地方绅权的博弈相对较为平衡，虽未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的落实；而在四川，学政的权力较弱，在与地方绅权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

从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对地方教育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从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对地方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以下是具体阐述：

促进教育行政改制在地方的运行

清末云南提学使司的设立使清末教育行政改制正式在云南省运行。提学使司作为清末云南教育行政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改变了地方在推进新政教育改革中出现各行其是的问题，开启省级教育行政制度化的先河。它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省新式教育发展，通过对其官职、权限关系研究，可以窥探晚清云南教育行政机构对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引发 “双轨制” 冲突及应对

清末废科举后，学政存续问题引发危机。清廷采取调整学政职能这一低成本办法加以应对，但这引发无法调适的 “双轨制” 冲突。在新制建构问题上，学部态度由激进强硬转向成熟谨慎，逐渐意识到改制必须直面古今制度，还须协调各方利益。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废止 “双轨制”，制定并颁布提学使司制度24。然而在实施中，由于种种原因，各方在地方教育管理体制、提学使人选与资历、地方教育权限、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冲突，致使提学使司制度走样。

地方教育管理的具体变化

在直隶，1906 年直隶提学使司成立后，为推进新式教育付出了种种努力。组织全省会议，广泛吸纳民意；强化督学督政，注重指导商讨；依靠官绅民众，推广教育普及；多措并举，整顿中学与经费；奖惩分明，激发办学积极性。从而探索出一条管理省域教育的成功路子，取得了突出成就。究其原因：直隶总督大力支持提学使司工作；提学使司领导协调能力强，能妥善处理官绅关系；提学使司重视立法与监督，注重兴学考成。

对湖北教育的影响

聚焦湖北一省，提学使虽由学部奏请简放，但张之洞在世时对实授提学使的选任有重要影响；而暂署者均出自湖北道员，得到时任督臣的信任是其关键；加之提学使任职期间出现的 “由学署藩”“由学升藩”“由道署学” 现象，均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转变的实质在于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官，署任与升转均比照按察使。对于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从立宪背景下承令学部的统一兴学、禀承总督创办存古学堂的湖北经验和学款支绌下因地制宜的勉力维持，可见提学使受学部与总督双重节制，湖北教育逐渐淡化张之洞督鄂时的地域特色而融入学部领导的统一兴学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