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环境描写

小说中的环境，通常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概言之，也就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事件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如果说艺术作品是现实世界的某种反映与折射，那么从每个读者来说，其实对环境的感觉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就是说环境是一种完全可以体验到的非常经验化的存在，并不神秘。比如，我们会感觉到社会环境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存在。因为社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工作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血缘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而我们任何人都时时刻刻地生活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从现实生活来看，每个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环境与人的关系是互为影响的。环境可以改变人影响人，但人也可以影响环境和改造环境。比如，意志软弱的人很容易被环境所左右，往往是随波逐流；而个性突出尤其是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则能克服恶劣环境，有时越挫越勇，为创造一个好环境而奋斗到底。

其实，小说中的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也同此理。只是经过了审美创作和艺术处理而已。

首先应该看到环境对人物的影响确实很大，对人物性格与性情的生长与变化有很大影响。优秀的作家往往能从特定环境中开掘出深刻的意义。比如《红楼梦》中，贵族少女林黛玉来到贾府生活，虽是离开了自己从小生长的非常熟悉的家庭环境，多少有些“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是，贾府中最有权威的“老太太”贾母是她的外祖母，也很疼爱她。贾府中很多重要人物也都是血缘关系很亲的亲戚，表姊妹也多。照说，林黛玉也算是回到了亲人群里，但这位贵族少女为何会产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如此凄凉、如此凶险的感觉呢？这就是新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在贾府这样一个封建思想严重、等级森严、清规戒律诸多的封建大家庭中，不愿“温柔敦厚”地恪守封建礼教的林黛玉，当然与这种家族环境格格不入，个人痛苦必然出现。而作为一个叛逆型的贵族少女，林黛玉的本身性格也有矛盾和缺陷：一方面，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向往个性自由，因此经常与那些封建卫道者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从小在贵族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她，其性格又有过于多愁善感甚至非常脆弱的特征。这种性格矛盾与性格缺陷，在充满顽固守旧气息的封建家族中，必然更觉压抑而导致更为痛苦的心理状态。因此她产生那样绝望的感觉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也正是由于作者深刻把握了人物与环境的这种互为关系，林黛玉的性格与心态才跃然纸上。在《红楼梦》中，很多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独具匠心。像“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婢女晴雯，其对封建压迫的坚强反抗，宁死不屈，也充分体现了人物性格与特殊环境的互为关系。晴雯是个聪明开朗、真率热情的丫环，由于从小生活的孤独苦难（10岁就卖给赖大），其性格本身就具有嫉恶如仇的个性。这种正直刚烈的性格特点，若在一个平和温良的生存环境中也许还显现不出，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就容易显现。环境的压迫越重，其反抗就越烈，性格特点也就体现得越充分。晴雯宁死不屈的个性光辉，最后也正是在恶劣凶险的环境压迫下得到了辉煌的表现。

事实上，作家对社会环境的感觉与认识，常常能见出作家独具慧眼。比如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在谈论《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时就曾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之所以难以捕捉到奥斯丁的“伟大”，是因为这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写的多是“乡间村庄的三四户人家”，是这类“小天地”中绅士淑女们的一次次的舞会、喝茶、串门、闲谈、打牌和散步等等。它们构成了奥斯丁小说不断出现和不断流动的主要生活场景和大量细节，各种人物就生活在这种“小天地”中。然而这没有妨碍奥斯丁进入到伟大作家之列。原因在于奥斯丁深刻注意到了“乡间村庄”这种特殊社会环境的特殊意义，从而经由“小天地”而展示了大社会。无论是刻画人物百态还是展示情节世界，很多优秀作品都显示出了作者能够发现特殊环境的特殊审美价值。

对于环境来说，社会与自然的文化空间非常重要。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对文学的环境意识影响很大。比如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楚文化对楚辞浪漫主义的熏陶，苍凉边塞对盛唐“边塞诗”慷慨悲壮之诗风的催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方游牧地区对北朝民歌的滋养，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小说中的文化环境问题，我们从文本的创作中还可以看得更清楚。就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看，文化环境的多样化，如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民情和文化习俗等，对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就有巨大影响。

“文革”前，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的小说创作曾被称为“山药蛋派”，这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显示。新时期以后，大陆地域文化小说已经形成了诸多小说流派，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一道醒目风景。如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寻找“画儿韩”》等作品，就被称为“京味小说”的代表；王安忆、陈乃姗被称为“海味小说”创作的代表；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石山、杨争光等的小说则展示了悲凉的秦晋风情和粗犷的“黄土文化”；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与东北高密乡血肉相连，展示了东北文化的神奇壮烈；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小说”表现了吴越文化的清灵和风骨；湖南作家群的古华、韩少功、何立伟、蔡侧海和孙健忠等，则淋漓尽致描述了色彩浓郁的湘土风情和颇为神秘的楚文化。如此等等，都可见地域文化对大陆当代小说的影响。地域文化既是培育作家的摇篮，也是滋养地域文学和艺术特征的深厚土壤。

民族文化环境，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同样明显。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不同民族文化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多种文化土壤和多种文化成分。二是小说文本又描述和表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特征、魅力和光彩。对于多种民族文化的显示来说，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特别值得注意。比如五六十年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和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乐的金沙江》就很有影响。新时期以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得到极大发展，有的已成为全国著名小说家。他们的创作，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描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本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使广大读者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其间有些作品非常引人注目。如壮族老作家陆地60年代开始创作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瀑布》，80年代初出版后就得到了普遍好评；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等中短篇小说，以新颖的创作手法和奇异的民族风情受到欢迎；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寻找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不少小说，更是众所周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请求》、《七岔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都分别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描述某土家族村寨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巨大变化的《醉乡》，也是独具特色的佳作；藏族作家阿来描述和揭示土司制度和土司社会的《尘埃落定》，更是以富有创造力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文化开掘，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上述这些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作品，不少作品对文化环境的思考还注意了综合考察。它们在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神奇绚烂的同时，也揭示了其文化的某些落后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