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经典的骂人的话，用以批评演说者大而无当的演说。那就是：“王母娘娘的裹脚布”。这实际上是个歇后语，后半句是“又臭又长”。臭而且长的裹脚布，自然是懒人所为，为什么会给“王母娘娘”扣上，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这句歇后语中蕴含了裹脚的历史？中国女人裹脚的历史要从王母娘娘那时候算起吗？如果依照考古学的观点，认定王母娘娘便是西王母，那么，这裹脚的历史当在五千年前。
可是，考古学的发掘证明，一千年前的女尸脚骨并非弯曲的，依旧是天足。于是这个漫无边际的考证宣告失败。那么，这裹脚的历史究竟从哪里算起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告诉我们，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并在他的妃子娘身上做试验，始行缠足之法，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的记录。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缠足一事自唐代开始，起源于波斯人的舞蹈。南唐与大唐相距不远，况且，缠足起源于舞蹈一说的可信性也较之前者尤甚。或许李后主的娘只是一个著名的缠足者，而非开创者？
小脚与天足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凡响之处，居然成为一种风尚，流传了如许漫长的年代？又是如何停下它的脚步？小脚文学在男人们呼喊着“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而不肯伤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时候，却被一种近乎变态的性心理驱使着，口耳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更有人将两只严重变形了的小脚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为“两轮弯月”，实在是处心积虑到极点了。大儒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把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化为美丽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观音：“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第十二回《观音呈象化金蝉》)，可见明朝的风气对小足是何等着魔！明朝时期男子择偶第一标准就是看女人的脚是否够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双纤足，因此被戏称为逐臭之夫。
更有甚者，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对古代女子缠足一事从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题描绘，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女子小足的“专著”。同时，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大夫们对女子“香莲”充满丰富联想意会和封建历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品藻》亦可谓是一部“香莲美学”之作。如此书中《香莲五观》一节说：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莲有术，必观其步。然小人闲居工于著，操此五术，攻其无备，乃得别戴伪体，毕露端倪。
临风；踏梯；下阶；上轿；过桥。什么意思呢？方大博士说：观察大海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波涛；观察香莲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无事，只会掩盖其坏处而显示其好处。如果操此五术，攻其不备，就可“取真去伪”，使其端倪毕露。“五术”分别为：临风之步；踏梯子之步；下台阶之步；上轿之步；过桥之步。这可以说是体现他作为“评花御史”和“香莲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给众人在什么时机看女人的小脚可以看到“毕露端倪”的真货。细想来，这“五术”原本是人的脚最无处躲藏的地方，方绚对生活观察之细致，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书中把女人小脚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间者)；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衩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所谓竹笋式者)；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脚背丰满隆起，如佛头挽髻，所谓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称之鹅头脚)；曰“穿心莲”(穿里高底鞋者)；曰“碧台莲”(穿外高底鞋者)；曰“并头莲”(走起路来八字的小脚)；曰“并蒂莲”(大拇趾翘起来的小脚)；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曰“千叶莲”(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曰“玉井莲”(跟船一样的小脚)；曰“西番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五术”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那么，这“香莲十八名”则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了，同时也将小脚文学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是啊，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两朵金莲”不啻为一个阴险的咒语，让历史的另一半了上千年。放足之艰难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有个大员上奏说：“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传为笑柄(见《菽园赘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希望家乡人放弃缠足陋习，并下决心不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一举措使康有为在家乡受到很大排挤。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窟。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也要劝别的女子不再缠足。
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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