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清代初期戏曲
一、清代初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初戏剧可视为晚明戏剧的延续,呈现出持续发展
的态势,戏剧创作进入新的繁荣期。此期的剧作家可大
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化剧作
家,他们的剧作以结合个人身世、借历史素材抒发内心
郁闷为主,注重抒情性而不大注意情节结构和舞台要
求。二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他们的剧作既
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反映出时代特征,又能密切联系
舞台实际,故事性强、戏剧性强,便于演出。三是以李
渔为代表的娱乐派剧作家,其风情喜剧主要敷演既风流
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构思奇巧,富于机
趣,舞台效果甚佳,当时颇为流行。至康熙年间,洪昇
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先后问世,把中国
戏曲的结构、音乐、表演和历史剧创作艺术等发挥到登
峰造极的境界,树立了两座不朽的艺术典范,但也同时
敲响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沉钟暮鼓。
二、吴伟业和尤侗
1. 吴伟业和尤侗都是文人化剧作家的代表,他们多
以创作诗词的传统思维模式创作戏曲,多借古代的历史
故事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主观化和
案头化的创作倾向。吴伟业写有传奇《秣陵春》和杂剧
《临春阁》、《通天台》,都是借历史人物而随意生
发,以陶写其胸中之抑郁牢骚,在伤今吊古中寄托有故
国之思、亡国之痛。《秣陵春》叙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
徐适在入宋以后的姻缘功名遇合故事,实是假南唐亡国
的沧海变幻,抒发自己作为孤臣孽子的失国惆怅和兴亡
感慨,又借剧中徐适的两朝际遇,表现自己既不忘旧朝
恩眷,又感戴新朝恩宠,出处两难的矛盾心境。
2. 与吴伟业不同,尤侗的剧作是家国之痛较淡,身
世之感尤深。他著有传奇《钧天乐》和杂剧《读离
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
调》,合称《西堂乐府》。这些作品都写于他仕途遭受
挫折,个人功名失意之际,因而充满愤激的情绪,其中
五种杂剧大都是通过为历史上不得其遇的才士贤人鸣不
平,发泄自身不合时宜的牢骚及对世道不公的怨愤,并
虚构出这些人物令人满意的结局,不外是借浪漫的想象
来弥补现实的缺憾。《钧天乐》主要叙写才子沈白、杨
云在人间、天界的两种不同境遇,为作者科场失意的发
愤之作,其中上卷饱含着他命运多舛的抑郁和对世事浑
浊的愤慨,下卷寄寓着他欲施展抱负、享尽荣华的愿望
与梦想,从而体现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既愤懑、谴责又憧
憬、热望的双重心态。
三、李玉和苏州派
1. 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
市,出现了一群沉抑民间的平民专业剧作家,较为著名
的有李玉、朱佐朝(代表作《渔家乐》)、朱素臣(代
表作《十五贯》)、叶雉斐(代表作《琥珀匙》)等。
他们相互往还密切,有时合作创作剧本,有时共同切磋
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创作倾
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后人称之为苏州派
(苏州古称吴县,又称吴县派)。苏州派戏曲在题材上
跳出了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贴近世俗人生,关注时
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现实较为有力,具有鲜明的
伦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于平民色彩,许多下
层人物以正面形象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在艺术上,苏
州派戏剧家能紧密结合舞台实际,戏剧冲突紧张、集
中,结构周密、紧凑,熟谙音律,曲辞通俗,演出效果
好。总之,苏州派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戏
曲艺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2. 李玉是苏州派的的领袖,也是明清传奇作家中写
作剧本及存留剧本最多的作家,现存完整的有十八种。
李玉的剧作可以明亡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作品以描写
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崇祯年间刊刻的
《一笠庵四种曲》,亦即《一捧雪》、《人兽关》、
《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一人永占”。后期作品
较多的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或直接从明末苏州
的现实生活中取材,代表作有《千钟禄》(又名《千忠
戮》)、《万里缘》等,其中《清忠谱》成就最高。
《清忠谱》是一部描写明末东林党人及苏州市民同魏忠
贤阉党斗争的时事剧,它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
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迅速反映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
名剧之一。同时它大胆地把苏州市民的暴动搬上舞台,
真实地再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充分显示出民
众的力量,这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剧本成
功地刻划了周顺昌清正刚直、坚强不屈的性格,更为难
得的是还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的英雄形象,他们行
侠仗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当,作品充分肯
定了这些市井细民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是《清忠
谱》在思想境界上的重大开拓。剧本在艺术上的最重要
的成就是善于利用有限的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群众斗争场
面,善于把群众与个人、明写与暗写、前台与后台很好
地结合起来。其次是主题突出,线索分明,详略得当,
布局合理,一洗明人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的通病。
《清忠谱》不仅以其新题材、新人物在戏剧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的一页,而且以其大气磅礴、风雷激荡的艺术风
格在众多古典悲剧中独树一帜。
四、李渔
1.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
作家,所作《笠翁十种曲》几乎全是敷演男女情事的风
情喜剧。由于李渔的传奇创作主要供家庭戏班演出和刊
刻出卖牟利,必须迎合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和市井平民
的审美口味,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媚俗倾向,也形成了其
娱乐动机和教化目的相混合的喜剧创作观。他在创作中
追求“风流道学合而为一”的折衷主义理想,一方面反对
以理扼情,肯定情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情归附
理,以理制情,刻意在风流艳情中宣扬伦理道德,因而
大多数作品格调不高、趣味庸俗。
2. 李渔的传奇“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具
有强烈的喜剧性。他善于发掘和提炼现实生活中的喜剧
性因素,广泛使用意外性、偶然性、误会、错认、突
变、逆转等一系列喜剧手法,使关目情节出其不意,随
时更变,让观众时时陷入悬念之中,同时又处处流露出
幽默、滑稽、诙谐的喜剧风格,使观众获得娱乐的享
受。可以说在我国比较晚起的喜剧艺术能走向成熟,李
渔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还相当重视戏曲的舞台性特
点,其剧作求新求奇、机趣通俗,特别适合舞台演出。
他的代表作品是《风筝误》。另外,李渔在古典戏曲理
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闲情偶寄》既有系统
性,也有实践性,把我国戏曲理论批评推进到一个划时
代的高度。
第二节清代中期戏曲
一、清代中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代戏剧经过康熙时期的一度繁荣之后,至中期逐
渐发生明显的分野,即花部与雅部的分庭抗礼。一方
面,修养较高的文人学者继续进行传统的杂剧与传奇的
创作,涌现出数量不少的作家与作品,但他们大写历史
剧而远离现实,大写案头剧而脱离舞台,宣扬封建道德
的伦理教化剧和娱宾遣兴的风情喜剧占据着剧坛的主
流,此期的剧作大多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杂剧、
传奇这些历史悠久的戏曲艺术本身已经老化,而当时剧
作家的刻意追求典雅精巧非但不能挽回传统戏曲衰微的
颓势,反而促使其形式愈益僵化,更加远离群众,这
样,曾长期辉煌的雅部渐呈衰落之势,传统戏剧的创作
也已进入尾声,此期的文人戏曲创作只有蒋士铨的传奇
与杨潮观的杂剧较有特色。另一方面,自明末清初开始
萌生并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的地方戏曲即所谓花部日益兴
盛。至乾隆时代,花部各腔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
式、粗犷的风格和通俗的语言,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
已能与昆腔传奇分庭抗礼,乃至逐渐占取上风。乾隆末
年,四大徽班相继晋京,带来徽剧的二簧调,同时吸收
昆曲、秦腔等声腔曲调,风行一时,在同雅部的对抗
中,取得了压倒优势。在这场花、雅之争的过程中,各
种声腔剧种互有交流和吸收,到道光年间,二簧调与来
自湖北的西皮调再度合流,形成为一种新型的全国性的
剧种――皮簧剧,以后改称“京剧”,京剧最终取代昆
曲,成为影响全国最大的剧种。
二、蒋士铨与《红雪楼九种曲》
蒋士铨为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也是昆腔传
奇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较为著名的作家。现存剧作以
《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包括杂剧三
种、传奇六种)最有名。他有意以“笔墨化工”来“维持
名教”,其戏曲创作大都以表彰节烈、扶植人伦为主
旨,涂染着浓厚的道德色彩,是当时传奇艺术道德化的
楷模,如《冬青树》、《桂林霜》等;有时也借他人故
事来寄托自己壮志难酬的遭遇与愤懑,如传奇《临川
梦》、杂剧《四弦秋》。蒋士铨以诗人的激情和灵气写
作曲辞,剧作有诗歌的意境和文采,典丽流畅,清雅自
然,但案头化较重,与演出有所脱节。
三、杨潮观与《吟风阁杂剧》
清中叶的杂剧作家以杨潮观最为著名,代表作是
《吟风阁杂剧》,共收剧三十二种,每剧一折,各有独
立的故事。作者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仿白居易
《新乐府》体例,每剧前有一小序,说明本剧的主旨和
写作的用意。作为一位生活阅历极其丰富的剧作家,杨
潮观熟悉官场生活,了解民间疾苦,所作既讽谕世态,
揭露黑暗,又颂扬清官,同情民众,寄托着他对社会的
认识和理想。但他是从有益政教的目的出发来写作,劝
惩意味过重,影响了创作的深度。《吟风阁杂剧》借用
历史而不囿于史实,重在针砭时世,有一定的现实性,
大多数剧本构思新颖,故事简洁完整,曲词清新优美,
宾白诙谐生动,但舞台效果不佳,这也反映了此期戏曲
案头化的倾向。代表剧目有《寇莱公思亲罢宴》、《汲
长孺矫诏发仓》等。